邓国光《经学义理》第十一章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年,第319-359页。

或直以人事，不取物象以明义者,这里人事也被用来明义，则所明之人事与用以明义的人事显然有别。(《宋本周易注疏》,第181页)自然之疾、自然之灾由客观的因素导致，具有无法知解、不能被人所掌控或改变的面相，但具有向积极方向转化的必然性。

丰卦《彖传》疏：然盛必有衰，自然常理。是以诸卦之中亦有四德(《宋本周易注疏》,第20页)。乾坤只是同一生成过程的不同侧面，乾从禀气而言，坤从成形而言。本文揭示了《周易正义》上下篇与《系辞》疏在解释体例、思想倾向上呈现出的明显张力。由于该书成于众手，藉以讨论编修过程的中古文献多散逸殆尽，实际著者难以的知。

《系辞》疏虽不需对四德进行解释，但称元亨利贞，则是吉象之境，有四德别言，故于此不言也(《宋本周易注疏》,第386页),认为在别处有关于四德的论述，其所呼应的可能就是上篇疏。下篇疏中的自然并未超出一般性的含义，多指本然、必然、自然而然。郑康成《六艺论》云：孔子以《六艺》题目不同，指意殊别，恐道离散，后世莫知根源，故作《孝经》以总会之。

如《魏书·世宗纪》记载：（正始三年) 十有一月甲子，帝为京兆王愉、清河王怿、广平王怀、汝南王悦讲《孝经》于式乾殿。《隋书·经籍志·孝经》记载：梁代，安国及郑氏二家，并立国学，而安国之本，亡于梁乱。对于李贤注的两种不同解释，清人姚振宗按断说：章怀太子言《七经纬》有《孝经》无《论语》，言《七经谶》反是。如清儒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考证说： 《六经》之外，有《孝经》，亦称经。

三、两晋南北朝帝王的推崇和研习提升了《孝经》的经典地位 两晋南北朝时期，朝廷继续承袭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国策，许多皇帝和皇太子身体力行地宣讲和研究《孝经》。又据《梁书·昭明太子传》记载：昭明太子统……生而聪叡，三岁受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五岁遍读《五经》，悉能讽诵。

时方修学校，简省博士，置《周易》王氏，《尚书》郑氏，《古文尚书》孔氏，《毛诗》郑氏，《周官礼记》郑氏，《春秋》《左传》杜氏服氏，《论语》《孝经》郑氏博士各一人，凡九人，其《仪礼》《公羊》《榖梁》及郑《易》，皆省不置。……（天监) 八年九月，于寿安殿讲《孝经》，尽通大义。文宗开成二年（837 年)，《开成石经》刻成，其中包括儒家典籍十二种：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春秋左氏传》《公羊传》《榖梁传》《孝经》《论语》和《尔雅》。汉代选官制度的主体是察举制，分科选拔人才，其中最主要的科目就是举孝廉。

盖以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礼》为孔子所修，而《春秋》《孝经》乃孔子所作也。四、《孝经》博士的设置与《孝经》经典地位的确立 前已述及，《孝经》于汉文帝时被设立为传记博士，汉武帝时因独尊五经而被罢黜。此外，《孝经》是十三经中唯一一部由历代多位皇帝，如东晋元帝、孝武帝、南朝梁武帝、简文帝和唐朝唐玄宗等亲自作注并颁行天下的儒家经典。沈约《宋书》开纪传体正史设置孝义（孝行)类人物总传的先河。

正因为朱子认为《大学》已解奠定了一切书的根基，读《四书》是读其他一切的基础，在通往五经的道路上，《孝经》已经没有任何地位。这说明《论语》在刘宋时位列十经之列。

李贤注曰：七纬者，《易》纬：《稽览图》《乾凿度》《坤灵图》《通卦验》《是类谋》《辨终备》也。少受业三辅，习《京氏易》，兼明《五经》。

孝武帝尝讲《孝经》，仆射谢安侍坐，尚书陆纳侍讲，侍中卞耽执读，黄门侍郎谢石、吏部郎袁宏执经。乃案七经谶、明堂图、河间《古辟雍记》、孝武太山明堂制度，及平帝时议，欲具奏之。《后汉书·张纯传》记载：纯以圣王之建辟雍，所以崇尊礼义，既富而教者也。但经师授经，亦兼授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犹今之大学之或有预备科矣。可知，北魏末代皇帝元修（出帝、孝武帝) 也曾讲过《孝经》，并由当时的国子祭酒刘廞担任执经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依照《七略》之体例，将书籍分为六艺、诸子、诗赋、兵书、数术、方技等六略（ 即六部)。

当时王俭在其目录学著作《七志》中把《孝经》列于群经之首，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反映。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，皇太子讲《孝经》通，释奠国子学，如晋故事。

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记载：王俭《七志》，《孝经》为初。梁有皇太子讲《孝经义》三卷，天监八年皇太子讲《孝经义》一卷。

与纬书相关联，东汉时期出现了七经的说法。于是以《孝经》入授皇太子。

而《七经纬》及图书中《孝经》义者独多，似《孝经》《论语》并合而为‘七经也。帝曰：‘马元熙朕师之子，文学不恶，可令教儿。两汉的谶纬运动除了依附六经（五经) 造作了许多纬书之外 ，还围绕《孝经》与《论语》造作了一些相应的纬书，并与其他经书的纬书合称为《七纬》，从而将《孝经》及《论语》与六经（五经) 并称为七经。《七略》一书已经亡佚，由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是取《七略》之指要而成书，我们可以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窥见《论语》在西汉时期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。

由此可知，晋武帝与宋文帝都曾安排皇太子讲《孝经》，这在当时似乎已经形成惯例。如《宋书·礼志四》记载：晋武帝泰始七年，皇太子讲《孝经》通。

梁简文《孝经义疏》五卷。与王俭《七志》把《孝经》列于群经之首相对应，南朝梁沈约在编纂《宋书》时，创立了孝义列传这类人物总传，记述表彰了 20 多位著名人物的孝行事迹。

综上所述，宋明理学兴起之后，随着《四书》地位的提升，《孝经》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。这类图书盛行于两汉时期，其思想体系形成两汉时期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，可以说是两汉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体内容。

这一时期，皇帝和皇太子亲自参与研习《孝经》，主要有如下代表性事例： （一) 多位皇帝亲自撰写有关《孝经》的著述 据清四库馆臣考证：考历代帝王注是经者，晋元帝有《孝经传》，晋孝武帝有《总明馆孝经讲义》，梁武帝有《孝经义疏》，今皆不存。由于《孝经》在汉代一直未被列于学官，也未设置博士，其地位与六经相比毕竟稍逊一筹，只能算是准经典。其二，东晋元帝恢复博士制度时，将西晋时期的十九博士简省为九博士，但《孝经》博士仍然位列九博士之中，不在简省之列。赵镗《孝经集义后序》则曰：是书关涉世教，与《大学》相表里。

陈及周、齐，唯传郑氏。黄道周《孝经集传》序言中说：臣观《孝经》者道德之渊源，治化之纲领也。

这说明连当时少数民族建立的高昌国，也将《孝经》与《毛诗》《孝经》等儒家经典一起立于学官。出帝于显阳殿讲《孝经》，廞为执经。

如《晋书·穆帝纪》提到晋穆帝讲《孝经》的情况曰：（永和十二年) 二月辛丑，帝讲《孝经》。据考证，目前从相关文献辑佚的孝经纬主要有如下13 种：《孝经援神契》《孝经中契》《孝经左契》《孝经右契》《孝经钩命决》《孝经内事》《孝经内事图》《孝经河图》《孝经中黄谶》《孝经威嬉拒》《孝经古秘》《孝经雌雄图》《孝经雌雄图三光占》等。